祥乾资产武汉大学困局的背后：“闹”如何绑架了一切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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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燕志华

这两天，一名武汉大学的女生杨某被网民聚焦，成为负面焦点人物。

事件缘起于，2023 年 7 月 11 日，女生杨某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内自习时，认为受到了对面男生肖某的骚扰，就用手机拍了视频向学校举报，学校经过初步调查，于当年 10 月给予肖某记过处分。

但是今年 7 月 25 日，法院审理后宣判无法认定男生肖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，驳回女生杨某的指控。舆情由此被重新引爆。

一、武大杨某、川大张某：激怒网民的女大学生

但是女生杨某对判决表示不满，表示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举报肖某。此外，在男生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时候，杨某在网上炫耀自己被录取为浸会大学的研究生，并流露了幸灾乐祸之感。

网民认为杨某对于肖某的举报，很明显已经构成一种诬陷和网暴，但是杨某却在严重伤害了肖某之后，不光没有道歉认错，反倒逍遥法外，接下来还将出去读研了。网民就此爆发了道德愤怒。

网民又把目光投向浸会大学，要求大学重新审视录取的这个“问题女生”，结果浸会大学不像内地高校这么神经紧张，轻松以外交辞令就打发了网民投诉。面对境外高校，网民无奈其何，内心愤怒的情绪需要寻找新的发泄口，武汉大学就这样进入了瞄准镜，被网民一举推到了审判台上。

毕竟，是武大在2023年10月的记过处分，将肖某推到了舆论审判的被告席上，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网暴，精神受到了伤害。

一些意见领袖开始对于武大提出了批评，认为其才是伤害的始作俑者。胡锡进也明确呼吁武大解除对于肖某的记过处分。武大就这样陷入了舆论的风暴漩涡，骑虎难下。要不要回应，如果回应又该如何措辞，估计学校负责人这两天辗转反侧，倍感折磨。

2023年学校也是高度重视，成立了调查组，才最后给出了处分。如今法院给出了明确的无罪判决，学校处分理当撤销。当年的网络压力如同回旋镖一样，在将近两年后又携风带雨，重新杀了回来，冲击力似乎比上次还要严重，而且网民已经把武大学子的一些负面舆情进行了整理，武大形象风险大增。

但是问题在于，如果撤销了，学校需要面对各种风险后果：

网民首先会批评你当初调查是怎么搞出来的？现在嚣张的杨某上了台阶，难道谁横谁有理？学校是不是草台班子？受害者肖某又该如何补偿呢？就是说，撤销相当于认错，认错就需要付出代价。

很多人会困惑，为何一个女大学生会引起网民这么大的愤怒？我们从此前发生在四川大学的女生张某在地铁上污蔑农民工偷拍、然后引爆了网民群体愤怒的事件能够看出，网民心目中的女大学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弱者形象，一旦进入著名大学、或者上了研究生之后，她们就被赋予社会强者的角色形象，成为网民关注的敏感对象。如果她们的做法再触犯道德，很容易就成为网民批评对象。

问题还在于，年轻女性发起的网络攻击，更容易给受害者带来道德风险，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东方，使之被定格为世人眼里性骚扰者的猥琐形象，无论真假，都将致其深受重创，一旦女性不依不饶，启动二轮打击，“极端女权”的标签就落在身上，从而引发众怒。武大的杨某和川大的张某，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。

二、舆情事件中的道德、法律和“闹”

武大图书馆事件，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舆情、道德和法治陷入纠葛的案件。

所谓舆情，是指网民群体对于事件的观点、看法和情绪，更多和情感、情绪、道德相关。

所谓道德，是网民对于事件进行善恶判断时候的一种文化直觉。道德能够条件反射般对于事件做出善恶、是非、正义非正义的评判。道德和常识一样，可以在瞬间给出答案，决定立场。

但是二者，很多时候和法律没有关联，甚至是冲突的。

舆情中常常充满了愤怒情绪、猜疑、阴谋论和口水战，是网民愤怒情绪的爆发。它经常表现为一种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状态。

道德更多来自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祥乾资产，网民一旦爆发道德愤怒，常常是要求快意恩仇，手起刀落，和注重程序的现代法律精神是直接相悖的。

但是法律，是人类社会理性精神的产物，它的每一个条文，都是反复推敲的结果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这意味着它更多的时候和情感情绪保持距离，是冷冰冰的秩序护栏。如果说人类的情感情绪是血管，带有温度，也富有弹性，那么法律就是骨骼，坚硬，为血管划定了生长范围，并且构成了人体的框架。

舆情、道德和法律的冲突，最经常表现为“舆论审判”和法律审判的冲突。人们依据道德直觉和情感倾向对于案件做出判决，而法律判决却常常给出不一样结果，这就形成了冲突。

实际上，这种道德和法律、情感和理性的冲突，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更能透出端倪。唐明皇从历史评价来说，并非伟大帝王，但是由于他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，再经过评书、诗歌渲染的情感滤镜效应，民间反倒对其评价颇高。这种区别，比比皆是。或许两者的不同，凸显了官民之间、正史和野史、庙堂和江湖之间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显著差异。

在中国社会网络舆情频发的当下，三者经常相安无事，起作用的主要是舆情和道德，人们很少想到法律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道德是法律的平替，常常起到了法律维护秩序的作用。除非事件出现了严重的伤害后果，人们才诉诸法律。

更关键的地方在于，多年以来，地方政府将应对舆情当做自己的天然职责，权力一旦出手，它就常常替代了法律，以利益交换、情绪安抚等手法代替了法律的判决。虽说不像法律程序那样旷日持久，看起来立竿见影，但是导致的后果就是，不少人就此无视法律，开始和权力博弈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“闹”。

“闹”在中国社会，内涵异常复杂，不光指一种行为方式，更是一种方法论。几乎是在网络舆情出现之后，这个词汇的内涵外延，又获得了更大的拓展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少数人拿捏了地方政府权力任性但是又怕出乱子的心理，故意以搞乱子来要挟地方，结果地方节节败退，前者也获得胜利。“小闹小解决，大闹大解决，不闹不解决”，地方政府进退失据，反倒鼓励了闹的出现和变本加厉。“闹”也是很多地方政府乱作为的直接后果，“你跟政府讲法律，他跟你耍流氓；你跟政府耍流氓，他跟你讲法律”，这种民谚的背后，说明了过去一段时期的地方乱象。

在中国高速发展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，舆情、道德和法律依然经常缠斗不止。“闹”依然是网络博弈的主要方式。

今天的武汉大学，就深陷这三者冲突的困局之中。

就以女生杨某来说，一旦她在网络发起舆情，就会引来潮水般的流量，学校如临大敌，更可能倾向于妥协。在法院宣判之后，她依然不服，扬言要继续举报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“闹”的行为。但是这种“闹剧”，又常常有效，学校深感畏惧。

三、武汉大学的困境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闹”并非是无理纠缠，只是网民利用了权力的游戏规则和相关体制漏洞，而实施的博弈策略。可以说，“闹”是网民的聪明策略，是经济学上的“理性人”的理性选择，是复杂形势下的最优选项，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网民提供了“闹”的条件。而这种“闹”的策略，非常显著地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大型机构的舆情应对思路。

就以武汉大学来说，当女生指控男生实施了性骚扰之后，这就成了巨大的烫手山芋。如何处理，高校肯定会反复权衡利弊。防止被“闹”拖入一场毫无胜算的持久战，或许是首要的考量。至于法律，反倒会被最后考虑。

如果男生进行了显著的骚扰行为，反倒是轻松的事情，学校只要严格按照校规进行处理即可。但是问题是，视频提供的证据似是而非，那问题就来了：

如果不处理，则该女生可能会把事情“闹”大，由于性别的因素，可能会吸引更多的“女权主义者”下场，会“闹”得轰轰烈烈，那会把学校拖入一场说不清道不明、旷日持久的缠斗之中，不光带来意识形态风险，而且最后肯定会被网络舆情击败。因为事件一旦闹大，就会成为城市舆情，影响到城市形象、营商环境，学校或许会面临各方压力。压力和屈辱，会一直如影随形。

与其长痛，不如短痛。如果给男生一个纪律处分，则可以尽快平息事件，不光女生这边罢战休兵，男生那边可以通过心理建设和教育说服，劝其委曲求全，在未来毕业的时候，再把处分从档案抽离，最终皆大欢喜。

虽然这是我们对于武大决策场景的一种揣测，但是如果结合法院看了同样的视频，却给出完全相反的明确判决，就知道这种猜测是大有可能的。即便视频是存疑的，但是法律精神不应该是“疑罪从无”吗？不至于给学生一个处分。

但是问题在于，这一切的做法，都可以称为舆情应对策略，是糅合了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、道德感化、权力施压、恩威并施、权益补偿等因素的综合手法，是在“闹”的压力之下的种种权宜之策，和一切都有关系，却唯独和法律没有关系，甚至可以说，总体是违背法律精神的。网民也很不满的是，武大杨某作为法律系的高材生，竟然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攻击同学，法律精神哪里去了？网民担心法律教育未能培养出一个人才，而培养出了一个打手，未来一旦走上工作岗位，或许会变本加厉，贻害无穷。

在2023年10月那场涉及到各种复杂博弈的事件中，武大大概率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做法，最终完成了事件的软着陆。即便处理方法是违背法律精神的，但它是有效的，对此不满的人，更多是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，但是广大的网民对此一无所知，由此可以瞒天过海。即便男生肖某吞下了苦果，但是学校有资源与其进行交换和安抚。

但是万万未料到的是，将近两年之后，随着法院进行了明确的宣判，当初这种权宜做法，直接导致武大陷入了困境。今天网民对于武大进行了集体的拷问，要求武大尽快撤销对于肖某的处分，并且考虑补偿之策，而且要对杨某给出惩罚措施。但是如果按照网民的剧本去做，正如上文所言，后果更为严重了。学校现在堪说是骑虎难下，进退两难。

我们从武大的处境，会更为深刻地理解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，各地地方政府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曲折之路。只要你想息事宁人，那就需要经常地牺牲法律精神，一旦牺牲法律精神，权力之手就要及时顶上去，和百姓进行交换和补偿，但是在法律和权力之间，就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，地方政府视此为绝对的雷区，绝对不能出乱子，否则肯定会遭遇问责，正是看到地方政府这种灰色心理，网民就采取了“闹”的手法，往往一闹就灵。

在进入舆情时代数十年之后，各个地方和大学依然为“闹”所困，这或许意味着，过去的舆情历程并未大跨步推进法治进程。

四、新型舆情的大量出现，需要法律重塑秩序

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网络舆情进入初始阶段，其内容大多是和地方政府、领导干部、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力任性和地方腐败有关系，在征地、拆迁、环保等领域出现了官民冲突，百姓权益收到侵害，由此激起了网民的抗争。这是弱势群体舆情的阶段。

再后来，在弱者舆情之外，中产阶层也慢慢下场，中国又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舆情，表现为对于法治安全、财富安全、人身安全的追求，在很多重大舆情事件中，网民追求法治的进步，希望以制度化的形式将一些社会漏洞以打补丁的方式固化下来。类似事件以“雷洋案”为代表。这算是中产阶层舆情的阶段。

在最近几年，我们会发现网络舆情出现了新类型。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，是由个体引爆，但是又往往和权力、领导干部、社会治理关系不大，却深度卷入各种性别冲突、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，引发阶层和群体的集体关注，从而爆发为重大舆情，舆情一旦引爆，由于涉及到地方声誉形象和营商环境，相关部门又必须出手，一出手就容易引火烧身，从而成为次生舆情。类似典型案例如上述女大学生舆情、“路虎女司机打人案”、宠物事件引发聚集事件、年轻人炫富事件等。类似新型舆情，我们可以称为价值观舆情。

类似价值观舆情，常常导致对立双方的无休无止的缠斗，不光网络永无宁日，而且难以区分对错。每个事件都会为新的舆情储蓄能量，引爆更大的烈度。就以性别冲突来说，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，相关部门和权威人士是绝难站出来评判是非的，这给了一些极端人士以可乘之机，由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舆情，无所顾忌地实施“闹”的行为。

如果说，弱势群体舆情和中产阶层舆情，还可以和权力进行博弈，双方进行一些利益交换和权益补偿，即便暂时牺牲了法律，但是依然可以换取舆情的平息，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价值观舆情，我们会发现，权力除了引火烧身，已经无力为一场又一场的纷争给出解决的办法了。即便权力给出了解决方案，但是也往往左右不讨好，更可能因为牺牲了法律精神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遭遇一记有力的回旋镖，权力和公信力遭遇质疑。

价值观舆情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因为在文化多元、利益多元、价值观多元的时代，群体和阶层之间出现冲突是难以避免的。公权力仅仅是社会资源的一分子，想以其中一员的身份来调解对立强烈的各方矛盾冲突，常常力不从心。

在这种新型舆情面前，既然权力已经捉襟见肘，而且常常弄巧成拙、引火烧身，那么法律就需要走到前台，为各方给出一个一锤定音的裁定。

这对于法律也是一个难得树立威信的机遇。因为为冲突各方分配公平，本身就是巨大的权力和威望。中国社会的一个令人困惑之处在于，警察、法律常常缺乏威信。警察可以当街被人追打，法律宣判了也可以遭遇造反和网闹。

在各方缠斗不休、对错无从评判的时候，那就是让法律展示出神圣仲裁之力的时候了。

近年来，我们从商业领域能够获得一些启示。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，在公关部和法务部并行多年之后，他们发现单纯的公关已经难以解决一些公共关系的难题了，而一旦法务发起诉讼，往往很快迎来裁决，事件就此落下帷幕。

小米公司、牧原集团等企业都曾遭遇过网络舆情的攻击，但是发起诉讼之后，反倒舆情消失了。

当然，法律不能解决全部的舆情问题，更何况，一些地方的法律审判细节，确实令人一言难尽。但是需要看到的是，近年来出现了舆情倒逼法律的现象，如在2024年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后，最高院、最高检、公安部分别发声，督促各地严格进行依法审理，因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，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一次错判，就可能导致地方生态和道德秩序的紊乱。一些案件在依法审判之后，被严格宣布为判例。少数针对法官的极端事件，也倒逼他们更为敬畏法律、敬畏法治精神。

在爱尔眼科起诉艾芬人格权纠纷案宣判后，舆情并未消失，这源于事件背后的受害者的情绪，并未被充分安抚。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爱康宣布起诉体检10年未发现患癌女子之后，我也并不认为法律能解决问题，即便爱康胜诉，事件也不可能尘埃落地，因为网民的道德愤怒已经被激发了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在当下面对价值观类型的舆情多发的时候，法律应该站出来，为冲突各方给出一个法律的裁定。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，或许是个激浊扬清、重建是非标准的重要时刻。

作者简介：

燕志华博士

高级记者/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/舆情管理顾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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